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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是最佳的资源配置机制，可是我们现在却在使用最糟糕的资源配置机制，因为是政府在告诉你这些资源该用到哪里，而且他们干涉的手还越伸越长。......可是现在，央行却是救世主一样的存在，大家都指望着他们出手相助，但是归根结底，在我看来，长期角度说，他们其实并没有那种能力。短期内，他们可以改变市场的行情？是的，但是改变的方向也不见得是他们的希望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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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位DoubleLine Capital创始人表示，
对更低利率的预期现在已经被深深植入金融市场的头脑，成为了一种看似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他警告说，如果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联储不会追随其他央行的脚步，不打算用负利率来应对下一次经济低迷，那么投资者最好还是抛弃这种想当然。

因为实际上，这政策在欧洲和日本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了。在负利率被发现之后，欧洲和日本央行还无法加息以摆脱，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窘境。

“那些央行必须想办法脱身，但怎样才是脱身之道？在当下的全球经济大背景下加息，看上去显然不像是个合理的选择。于是，一切便像是一句老话所说的那样了：没有女人男人没法活，有了女人男人更没法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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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名财经分析师Michael Snyder警告称，
美国当前正经历着曾在希腊、塞浦路斯、阿根廷以及委内瑞拉上演过的“风暴前的狂欢”。

2015年，美国非金融债务的增长速度要比GDP快3.5倍（非金融债务是家庭债务、企业债务、联邦债务、州和地方政府的总和）。以下是非金融债务中的一些“坏消息”：
　　家庭债务：家庭债务的拖欠率走高，次级汽车贷款占汽车贷款总额的比例达到10年来最高水平。
　　企业债务：2015年企业债务增长7930亿美元，而私人投资总额仅增长了930亿美元。
　　联邦债务：2015年美国政府总债务为7807亿美元，较GDP的增长额超出约2300亿美元。
　　州和地方政府债务：本已资金不足的养老金计划或将面临资金枯竭。

学术研究表明，
债务总额占GDP的比例达到250%-300%的水平时，债务就会开始抑制经济活动，而美国今年的这一比例接近370%，远高于这一水平。

美、欧、日的债务总额占GDP的比率分别为370%、457%、615%，都超过了债务抑制经济增长的水平线。

Hoisington投资管理公司的Lacy Hunt博士表示，
过度负债损害了货币政策的效力，不仅在美国，在全球范围内也是如此。美联储、欧央行、日央行一直未能从货币政策中获得经济牵引力。

标普500指数圆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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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率“对资产价值产生的作用如同重力对物质产生的作用相同”。

“若干年前（上世纪80年代早期）利率达到15%的时候，你知道这对所有的资产都有一个十分强大的万有引力。并不仅仅针对股票。利率为零的时候你选择的方式和利率为15%的时候会有天壤之别。”

巴菲特坦言，
若投资者发现他们在一个利率将“永远”为零的市场中，每只股票的收益可能会增加100倍或200倍，因为再也没有地方能够获得收益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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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士基首席执行官Nils Smedegaard Andersen接受彭博采访时表示，
当下的货币政策“意味着行业整合速度将比正常情况下缓慢得多，因为银行的帮助很容易让那些虚弱的运输公司继续存活下去”。
　　
这是负利率可能扭曲市场，迟滞增长的又一个最新例子。这一政策的初衷是重振通货膨胀，但迄今为止，取得的成效极为有限，那些执行这种政策的国家里，资产经理人们纷纷就资产价格泡沫发出了警告。各种出乎意料的副作用纷纷显现，包括全球运输业复苏被迟滞，让人不能不愈发怀疑政策的效力，怀疑是否应该继续。
　　
Andersen指出：
“许多国家哦度面临竞争力低下，投资不足的问题，但是政客们没有进行必需的改革，而是将一切都留给货币政策制定者，要他们去解决经济问题。”集装箱运输行业对廉价金融手段的依赖已经导致了“许多消极效应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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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年前曾准确预测油价大跌的对冲基金大佬、曾担任过投资大鳄索罗斯首席策略师的Zach Schreiber预测油价将涨至50或55美元一桶，而沙特确保收支平衡的油价水平在90美元。目前油价大约为44美元一桶。他还估计，若油价维持在50美元上下，沙特每年将用掉800亿至1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，沙特在最终陷入困境前还有两三年的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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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最后要降低债务负担的唯一途径就是央行收购政府债券，然后免除债务，这种假设也有可能在其他国家以类似型态上演。

格罗斯重申全球央行刺激经济的措施有极限，有些国家的利率已为负数，政府需要再度开始砸大钱，以弥补欠缺的民间投资。
　　
格罗斯说，各国央行需要开始升息，以恢复对投资人的激励。他说，美联储需要一位像是Paul Volcker的主席，他在1980年代不顾大众反对，迳自升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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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认为，由于生产率成长止步不前，全球经济无法高效地生产商品和服务，而这正在直接损害经济承担老年人退休金和医疗重担的能力。

　　“生产率增长阙如，这已经是个全球性的问题了，不单单是美国，全世界都是如此。”格林斯潘日前对福克斯新闻网表示，“比如，西方各国的人口都在老龄化，我们却没有筹措足够的资源来应对这一切。”

　　伴随企业对厂房和设备的投资增长速度减缓，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也减缓了。与此同时，过去几年，为了推动经济，私营和公共部门的债务都大幅度增加，这现在也成为了生产率前进道路上的障碍。

　　格林斯潘预言，由于经济难以履行福利义务，各国政府将面对又一场重大金融危机。

　　“福利正在挤压储蓄，挤压资本投资。资本投资不足就难以推动生产率增长，而生产率增长不足，又会直接拖累经济。”格林斯潘解释道，“如果我们不能及早掉头，这条路走到头只能是灾难。”

美国的福利支出每年以9%的速度增长，全球的水平也大致如此，如果我们勒不住它的缰绳，那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就只能是龟步。”

　　“一个人从劳动者变成社会福利领取者，这是个巨大的变化。如果美国和其他国家只能继续保持2%，甚至还更低的经济增长速度，我们就不可能有足够的资金去应对我们的那些法定义务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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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自由主义”的宽松定义是向外国资本开放本国经济、削减政府债务。这一政策取向过去30年来一直是全球主流。

　　这种经济政策思维框架鼓励了投资的不断私有化，同时降低了政府通过举债来追求更高增长的能力。

　　IMF论文指出，新自由主义传统并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好，相反，它不但阻碍了经济增长，还造成贫富差距恶化。

　　通过研究大量国家的经验数据之后，IMF研究者们发现新自由主义政策对经济增长的益处并不明显，而贫富差距加大所带来的成本却显而易见，最终，贫富差距的扩大损害了经济增长的水平和可持续性。

研究者们认为，资本账户自由化、外国投资者资本自由进出似乎让很多国家更容易遭受金融危机，而对经济增长的帮助也没有宣传的那么大。

　　他们认为，有些资本流入，比如外国直接投资(FDI)，的确提升了长期增长，因为这些资本同时还带来了技术和人力资本。但其他资本流动，比如投资组合投资、尤其是投机性热钱等似乎既未提升增长，也没有更好地让一国与贸易伙伴共担风险，论文指出。

　　数据显示，1980年以来，在50多个新兴市场经济体共发生过大约150次资本流入大规模飙升的情况，其中大约20%最后都带来了经济危机，而其中许多危机伴随着产出大幅下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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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1月，全球负利率政府债市场总计规模为5.5万亿美元，1个月后的2月就达到了7万亿美元，5月份的数字是9.9万亿，现如今又来到了10.4万亿。这巨大的主权债券泡沫在过去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又吹大了一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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